新中國成立60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們國家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讓我切身感受最深的，就是科研體制的變化。

　　以前我們總是等題目，看國家交給我們什么任務。比如上世紀80年代初，我國急需一種金屬材料，而這種金屬材料實驗必須在高壓高純的氫氣環境中進行。但是當時我國并不具備制備高壓高純度氫氣環境做材料試驗的能力，中國科學院金屬所承擔了這個任務。試驗過程是比較危險的，一旦控制不好氫的濃度就容易引起爆炸。我們制氫從最原始的鋅加稀鹽酸的方法開始，發展到用儲氫合金放在高壓釜中獲得高壓高純氫，進行試樣充氫的實驗，為了保證安全就把所里原來的花窖用鋼筋水泥加固，全用防爆開關，再在房頂上安一個放氣閥。說實話，每次充氫實驗時，都會緊張得睡不著，后來就逐步改進和完善。

　　1985年科技體制改革后，國家劃撥的科研經費逐年遞減。原來我們常開玩笑說，老所長李薰先生到院部桌子拍一拍、棍子戳一戳，科研經費就來了?，F在這條路走不通了，多少讓我們這些習慣計劃經濟體制的人感到無所適從。當時，很多研究機構片面地理解“科學技術工作必須面向經濟建設”的含義，簡單地放科研人員個人下去辦公司，導致研究力量分解渙散。我們所的同志經過研討得出結論，金屬所不能走這條路，必須依靠集體力量爭取科研項目。我們陸續爭取到了國家實驗室、國家工程中心和世界銀行的貸款，穩定了隊伍。

　　進入上世紀90年代，我們知道國家一些重大項目都要完全依賴進口，覺得不能把自己局限在軍工領域，必須拓寬渠道，多和企業接觸，解決他們的實際問題，頂替進口，引領企業的發展。這才是科技體制改革的核心。2002年，我們以計算機模擬技術為突破口，同中國第一重型機械集團公司簽署協議，合作開發生產大型鑄鋼支承輥。經過3年的努力，我們終于成功了，后來發展為“可視化鑄鍛技術”。如今，這項技術被廣泛應用于大型船用曲軸、三峽水輪機轉輪部分鑄件、核電的反應堆壓力容器等關鍵部件的鑄造和鍛造，推動了我國鑄鍛業的跨越式發展。

　　進入新世紀，黨中央和國務院提出企業成為技術創新的主體。我在我的工作中也深切地體會到，雖然存在風險，但只有把科研同企業需求結合起來，才能真正做到產學研的無縫對接。因為只有企業了解市場，知道需要什么樣的技術；很多技術研發也必須有企業支持，才能獲得足夠的資金。而對我們來講必須有足夠的知識積累和不斷地學習，急企業之所急，才能解決困難解決實際問題，而能夠滿足國家需求，就是最大的成就感。

（講述者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本報記者畢玉才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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