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94年大學畢業就來到中國科學院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以下簡稱化物所)工作,邊工作邊學習,至今已經25年。不論是作為職工還是當學生、不論是在科研一線還是在管理崗位,每時每刻都能感受到化物所人有一種氣質、一種精神、一種執著追求和永不放棄的干勁。
那年冬天的大雪
2000年前后,我所在的研究組陷入低谷。當時國際油價下跌,“九五”攻關任務結束,整個研究組幾十個人都在從事甲醇制烯烴技術的開發,市場推廣前景黯淡,當時內無經費、外無課題,研究組面臨前所未有的困境。組長劉中民研究員抓住中石油和中石化“分家”的機會,積極開拓與中石油在科技創新領域的合作,承擔了“渣油裂解制烯烴”技術開發工作。
按照工作進度要求,我們需要在春節前提供幾百公斤中試用流化床催化劑。當時組內的經濟情況不允許我們到外面的工廠進行催化劑放大和生產,只能利用組內原有的用于甲醇制烯烴催化劑裝置進行改造。組內所有人員分成幾個組,24小時倒班。催化劑交換和水洗過程需要較高溫度,在車間操作時,大家穿著雨鞋、戴著過濾器和橡膠手套,整個室內蒸汽彌漫,夾雜著刺鼻的化學品味道,很快就是一身汗。清洗后的催化劑要運送到室外20米左右的焙燒間焙燒。幾個人把放催化劑的焙燒盤抬到小推車上,穿著軍大衣把小車推到焙燒間。
印象最深的是那年冬天的大雪,大連很少下那么大的雪,而且還刮風,落在地上的雪薄厚并不均勻,風大的地方雪很少,背風的地方雪特別厚,別說推車過去,就是人也走不過去,所以大家只能推車繞行,而且要時刻注意路面積雪情況,一旦把車推進雪堆里,就只能把催化劑抬進焙燒間,再把空車拽回來。尤其凌晨三四點鐘,是人最困、天最冷的時候,催化劑交換車間溫度30多度、外面零下十幾度,要往返數次才能完成工作。大家開玩笑說,這是在洗冰火浴。
我們不僅是車間主任,還是技術員、操作工和后勤保障人員。參加倒班工作的人很多都是人生第一次上夜班,也從沒干過這么重的體力活,但大家苦中作樂,沒有任何抱怨。每個人都知道,我們辛苦付出的目的是要有足夠的經費、穩定的隊伍繼續進行“甲醇制烯烴技術”的研發,這項技術當時已經研發了近20年,雖然遇到各種困難和問題,但參與該工作的人都知道,不論眼前的困難有多大,從長遠看、從國家需求看,這個方向肯定沒錯,再難我們也要干下去。
正是這種面向國家戰略需求、幾代人鍥而不舍的攻關奉獻精神造就了甲醇制烯烴技術的成功,也在現代煤化工發展史上留下了亮麗的一筆。
院士案頭的《大學物理》
2007年開始,我到管理部門工作,在我任科技處處長期間,主管我們部門的是李燦副所長,但我們都不叫他“李所長”,而是“李老師”或“李院士”。因工作原因,我經常到他在研究室的辦公室匯報討論工作。有一次,他正在打電話,我就坐在他辦公桌前等他,無意間看到他的案頭放著一本《大學物理》。我很好奇,等他放下電話,就問這是給誰看的書。他說是自己看的,現在從事太陽能轉化的工作,很多知識和概念已經不是化學范疇,而是物理學的知識,需要從頭學起。
聽了他的話,我很是感慨。2003年他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時,只有43歲,是當時國內最年輕的院士之一,他做過催化基礎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擔任過國際催化理事會主席,在自己所熟識的領域做得風生水起。在“功成名就”,甚至可以享受生活、享受科研的時候,他卻選擇了一座更高的山峰——光催化分解水制氫(解決人類能源問題的終極夢想),而上山的路卻異常艱難,山頂隱藏在迷霧中,遙不可見。作為科技處處長,我非常清楚,他在太陽能領域沒有獲得過什么支持,拿不到課題和經費。我也和他開玩笑,“院士怎么也拿不到課題”?他認真地和我說:“我熟悉和有影響力的是催化和化學,在太陽能領域,我們還是小學生,剛剛起步,還需要向優秀的團隊學習,沒有做出成績前,別人不認可,這很正常?!?/p>
2010年,李燦生病在北京住院。我們去北京出差的時候,經常順路去看望他,并匯報討論工作。由于走路不方便,每次都看到他半躺半坐在床上,腿上放著筆記本電腦,床頭小柜子、椅子上是各種文獻和學生準備投稿的論文。這時,太陽能研究部已經組建,他的團隊中也集中了一批優秀的年輕人做組長,給學生改論文的工作完全可以由這些年輕組長承擔。但他說,畢竟是我的團隊送出去的文章,我要負責,只有自己親自看過了、改過了才放心。
即使現在,他領導的團隊已經是國際上太陽能轉化領域領軍的幾個團隊之一,他也沒放松對自己和團隊的要求,他辦公室的燈光依然要亮到很晚。我問過他,太陽能分解水制氫什么時候能實現工業化,他想了想,才說:“現在的科技發展很快,技術不斷被突破,可能明天就有團隊把它做出來,也可能有很長的路要走,在我這一代人都無法完成。但不管怎么樣,在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征途上,不能沒有中國科學家的身影?!?/p>
大連機場的電話
孫公權研究員有個遺憾,如果2013年雅安地震時,他能早一天到,他的電池有可能會發揮更大作用,至少李克強總理在現場的工作會議上能用上照明燈具。
2013年春節,我作為帶班領導在所內檢查安全,正巧遇到來實驗室加班的孫老師,被他拉到辦公室,聊了整整一個上午,談雅安地震救災時的遺憾,談研究組的團隊建設,談對燃料電池產業化的思考。這一年,他59歲。
“4·20”雅安地震發生后,去往成都的飛機已經停飛。孫公權帶著連夜準備的幾百套金屬空氣電池和直接醇燃料電池,只能預定第二天飛往成都的飛機。進入安檢等待登機時,他才給妻子打了個電話,告訴她自己要帶著科研成果到雅安,參與抗震救災。電話那頭是長久的沉默,最后只有四個字“注意安全”。因為妻子知道,再多的勸告也阻止不了他飛往災區的決心。
后來我問他,現場條件那么艱苦,不僅吃住行成問題,還要時刻警惕余震的危險,怎么不帶幾個年輕人幫助你。他說:“我也想帶幾個年輕人歷練一下,但當時情況不明,余震隨時發生,這些孩子們跟著我做科研,我不能讓他們有閃失。我這把年紀了,該經歷的都經歷了,外孫女都有了,我很知足,這時候只有我去?!?/p>
后來了解到,他帶去的電池在救災現場發揮了重要作用,不僅提供應急照明,而且給現場的通信設備充電,保障現場的通信暢通。
在大連化物所,隨時隨地都能感受到一種力量。這種力量包含著忘我的勤奮。張濤院士任所長時,白天是所長,處理所里各種繁雜的事務,晚上和周末是科學家,和研究組的同事、學生討論工作,每天晚上12點回家睡覺前,檢查一天的郵件,把各種郵件和工作要求發給我們。我也經常和管理部門的同事開玩笑:聰明的人不可怕,可怕的是聰明的人還如此勤奮!
這種力量包含著執著的堅守。包信和院士帶領的團隊十幾年堅持甲烷轉化的研究方向,從當初的國際前沿熱點,到后來的“冷板凳”,不管做的人多還是少,他們都在執著地堅守。正如2016年他在科技盛典頒獎典禮上所說的那樣:“再冷的板凳也能坐熱?!?/p>
這種力量包含著個人的犧牲。楊學明院士和張東輝院士帶領的大連光源研發團隊平均年齡38歲,憑借對科學的執著熱愛、對工作的高度責任感,耗時不到兩年,完成“大連光源”這個大型科學裝置建設。在近兩年的裝置建設期間,團隊成員平均每天睡眠不足6小時,中間沒有一個休息日。更重要的是,這些從事基礎研究的年輕人,兩年的時間都在做裝置,沒有一篇文章發表,個人的損失是無法彌補的。
工作在化物所,是沒有辦法消沉、沒有辦法低迷、沒有辦法沮喪、沒有辦法自滿的,因為總能感受到一種只爭朝夕的精神、一種昂揚向上的斗志、一種追求一流的勇氣、一種科技報國的夢想??傆幸蝗簯汛粝氲娜?,努力奔跑在追夢的路上!
作者簡介:
王華,1973年1月生于吉林省長春市,現任中國科學院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黨委書記。
?。?a >原載于《中國科學報》2019-09-10 第0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