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2月初，我被調到石油研究所（現中科院大連化物所）擔任黨委書記、副所長，至1964年8月調離。近8年的工作，成為我一生中極為重要的一段經歷。當年的人和事，經常在我心中縈繞，成績與失誤，順利與挫折，都與大連化物所里的人與事緊緊相聯。
在去研究所之前，我干過幾年記者，也做過一些縣市的黨政負責工作，算是有點文化和工作經驗，但一進研究所，面對專業性極強的科技工作及眾多的科研人員，我痛感“外行領導內行”的苦澀味。于是我把所里的每位同志都當成老師。張大煜和蕭光琰都教過我催化劑的課，我還請樓南泉給我上化學課。我的網球也是蕭光琰教的……在不斷請教的過程中，我逐漸懂得了一點業務，也了解了所里的科研人員。徐曉同志曾非常善意地批評我：“不要老說自己是外行，不要把研究工作看得那么神秘?！钡?，對工作沒有發言權又身居領導崗位，只有過來人才深知其中的酸甜苦辣。
到職的第一件有爭論的事是水煤氣合成項目。該項目曾獲得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三等獎，2000元獎金怎么分配？是課題組的主要負責人、技術人員、值班員工平均分配呢，還是為了體現科學獎的意義，主要的研究人員可以多拿。由此引發出有趣的“打兔子理論”。甲說：“沒有熟練的射擊技術是打不著兔子的?！币艺f：“我不告訴你哪里有兔子和兔子出沒的規律，你技術再高明也打不著?！北f：“負傷致死的兔子在那里，我不爬山涉水去撿，還是沒有兔子?！边@種半開玩笑的議論，實際上反映了當時社會上的平均主義思想。這也是我日后工作中經常碰到的問題。
第二個難題是如何處理政治運動和科研工作的關系。在近8年的過程中，接二連三的政治運動，都對研究人員和研究工作形成不同程度的沖擊。處理好政治運動中的知識分子問題，政治運動和科研業務的關系問題，是對領導工作的考驗。盡管當時的中國科學院黨組，在每次運動中都盡可能地減少對研究工作的干擾，制定適應中國科學院的政策界限，但實際工作中仍免不了受大形勢的影響。越來越大的壓力使我感到：研究所再抓不出右派，可能要牽連到我這個主要負責人。輕則思想右傾，重則你就是右派。周圍好心的同志也向我暗示同樣的顧慮。在那種不正常的氣氛壓力下，研究所后來終于出了幾個“右派”，我深知這是個人得失的后果。為此我曾向有關同志道歉作過自我批評。這是我一生中做過的最違心的事。
2000年8月，我回大連，當年輕油室的龍鵬振來看我時說：“當年你曾在全所大會上說過，助研可以回家看書，但不要為老婆服務的話。在當時這可是石破天驚的話?！蔽沂欠裾f過這樣的話，已記不清了，但要充分發揚科研人員的積極性，是我當時最主要的思想。為了減少對研究工作的干擾，我曾提出：行政處室和研究室的黨政工作人員要參加業務學習，要樹立為研究工作服務的觀念，事務性工作，黨政干部、包括研究室的專職黨支部書記應多承擔。
1962年7、8月間，石油研究所在青島舉行會議，決定將大連石油研究所改名為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這是在我工作期間研究業務中的一件大事。應該說這不是某一個人的創見，也不是某幾個人利用職務作出的決定，而是工作發展的必然，是學術爭鳴、發揚學術民主的產物。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滿鐵中央試驗所”遺留的基礎條件上，解放后，國家創建了石油研究所，這是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天然氣石油產量極低的情況下建立的。石油所在催化劑和色譜分析等方面的研究，為國家作出過重大貢獻。隨著國家的發展，石油所覺察到，對全所研究人員長遠的學科領域導向不能缺席。特別是作為中國科學院的研究所，既要出成果，又要出人才，不應僅僅局限于生產性很強的石油研究。研究人員經常議論，一個研究所，沒有緊密結合生產建設急需的課題，研究人員干勁不大；如果沒有長遠的學科目標，研究的學科方向便不明晰。這個話題延伸到學術領域，往往表現為研究人員對研究課題的爭論。當時所里科研民主氣氛很好，我印象最深的是朱葆琳和盧佩章同志關于色譜研究的爭論。他們從實驗室爭到回宿舍的路上，從白天爭論到深夜。據說有一天晚上10點多，他倆還在宿舍窗外爭論。以至于有人半開玩笑地跟我說，這影響了他們的休息。但他倆沒有因爭論而傷感情。
這個話題自然也是張大煜同志經常和我談起的，我請教過朱葆琳、張存浩、蕭光琰、郭和夫等人。
記得朱葆琳曾給我闡述科學和技術的問題。他說有些成果只能算是技術問題，而不是科學問題。這里不存在科學和技術誰高誰低的問題，都是重要的。為了說明研究成果的區別，中國科學院金屬研究所時任所長李熏同志曾半開玩笑地說：我的研究成果裝在兩個口袋里，如果是同行，懂得科研的人，我給他看一個口袋；如果是主管生產工作，關心當前經濟建設的人，我給他看另一個口袋里的成果。我意識到這是基礎研究、理論研究和應用研究的問題，也是石油所需要解決的問題。改名字是定方向的大問題，除了在日常討論中涉及外，學術委員會也多次論及。學委會的民主氣氛在這個問題上有充分的體現。當時有兩個代表性的人物：張存浩，人們戲稱為“張冒進”；陶愉生，人們戲稱為“陶保守”。（實際上張存浩也不是冒進，陶愉生也不是保守，只不過他倆的意見有分歧而已。）他倆在學委會的討論中，經常發表針鋒相對的意見，激烈地爭論，友好的結束。
為了解決涉及研究所前途的、出成果出人才的大問題，1962年在青島舉行會議期間，應該說除了討論學科方向外，還議論到人才培養問題。張大煜、朱葆琳同志在日常談論中經常提到何國鐘、丁景群、袁權等人，認為他們是一批有科學素質的青年。雖然沒有明文規定，實際上是作為重點培養對象對待的。青島的會議為大化所的發展，起了打基礎的作用。
大連化物所幾十年來在出成果出人才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不是哪一件事、哪一個人的功勞，而是全所人員共同努力的結果。大連化物所的目標是向世界一流研究所邁進，我深信，在已有的工作基礎上，繼承良好的學術民主、學術爭鳴的傳統，保持黨組織和科研人員的良好關系，堅持出成果，出人才的大方向，一定能夠取得更輝煌的成就。
作者簡介：
白介夫(1921.01—2013.04.04），男， 1957年4月至1964年8月在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工作，北京市第六、七屆政協主席，曾任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黨委書記、副所長，北京市副市長等職。
